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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把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变成了法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而且是法国当代作家中最知名的一位。她的“印度之歌”系列三部曲——《副领事》、《劳尔之劫》、《印度之歌》——被列入法国大学和中学教师资格考试的范围，她的剧本《萨瓦纳湾》已经成为法兰西喜剧院的固定剧目。法国大学里开设了专门研究杜拉斯的课程。上世纪80年代她因为《情人》的走红而引起的种种争议现在已经平息，她的书继续畅销，根据法国《费加罗报》2006年的统计，自从1944年《平静的生活》出版以来，杜拉斯的书总共已经卖掉400多万册。每隔几年，就有新的杜拉斯传记出版，今年是她诞辰100周年，更有无数的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举行。
1984年在午夜出版社出版的《情人》，是杜拉斯的第48本小说，当时她已经70岁。此前，她的读者圈子小而固定，一部分知识分子知道她，但她决非大众的宠儿。《情人》卖得“洛阳纸贵”的时候，有人奇怪一部“新小说派”的作品如何能获得如此广泛的阅读效应，于是她又被认为在叙事上回归了传统。这一年法国的龚古尔奖颁给了杜拉斯，34年前她曾与这个奖失之交臂（1950年她出版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是她第一本真正引起注意的小说）。从《情人》开始，杜拉斯频频在媒体上亮相，积极接受各种访谈，她漫长一生的传奇经历可以提供足够多的谈资，有关她个人写作和生活的八卦、细节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她进一步公开宣称，这本小说是“完全自传性的”，这使得人们对她更加痴迷。
在杜拉斯成功完成自己“通俗化”过程的时候，她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憎恨。“因为她太流行，太我行我素，又爱制造丑闻。”反叛是杜拉斯贯行了一辈子的姿态。她年幼时曾与自己的“小哥哥”有过乱伦的兄妹之恋，在纳粹占领巴黎时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与一个德国纳粹军官往来暧昧，她在丈夫被捕后与另一个男人同居并怀孕，丈夫被释放归来后她生下这个孩子（她一生中唯一的儿子）并与两个男人同时保持亲密关系，最后三个人一起被党开除。她65岁时把27岁的同性恋青年扬·安德烈“收入”麾下，变成自己一生中最后一个、也是陪伴她到死亡的情人。她当年如此自信，认为自己有望改变扬·安德烈的性向选择，最终失败，痛苦之下写了《来自大西洋的男人》。
如今，她的剧本还在法国定期上演，然而她写的19个电影剧本中，除了法国导演阿伦·雷乃执导的《广岛之恋》外，其余大多寂寂无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总是坚持文本的重要性凌驾于影像之上，有时甚至完全替代影像。很少有人敢直言不讳，人们只是私底下悄悄说，杜拉斯的电影拍得太烂。对于她的表达欲来说，拍电影和写小说没什么区别，然而她觉得电影是物质性的，而写作则完全是精神性的。她认为她的文字、尤其是她经由文字营造出来的那种“格调”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尽管她一开始很乐意有导演来把她的小说改编成更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电影，最后却总是和改编者不欢而散。让·雅克·阿尔诺导演的《情人》引起她如此深刻的反感，以至于她诅咒这本小说是“一堆狗屎”、“车站小说”，是她喝醉酒后不慎写出来的。与阿尔诺彻底决裂后，她迅速新写了一本《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赶在阿尔诺的电影公映前出版。这本小说完全是《情人》的改写，同一个主题，同一个故事，类似的人物设置，只是添加了更多不厌其烦的细节，并且毫不避讳地在行文中不断指点镜头拍摄的角度、布景设置的方式。她把这本新的“情人”当作她心目中真正认可的电影版《情人》。法国有媒体讥笑她跟“情人”就此没完没了，她反驳说：“令人吃惊的是自有人读了又读，可见这类故事长命百岁。”
尽管杜拉斯和波伏瓦彼此厌恶，同为女性写作者，她们却经常被拿来比较。波伏瓦被看作是理性的，她的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也都是男性化的，而杜拉斯则被看作是充满母性的、情感向度的。杜拉斯从来不讨论写作理论或者诗学。“她的写作永远保留延续的权利，永远具有重新开始或者继续反复写作的标记，她的作品没有最后一个句子，也没有最后一个问题，重新开始，如此循环往复，没有终止。”这股如暗潮涌动的情绪很容易被读解为一唱三叹的效果，人们欣赏她的抒情的同时，却很容易忽略她在书写中不断进行心理探究的能量的复杂性，其实是充满了尖锐而激烈的矛盾冲突，具有相当暴力的一面。她自己频频提起的一个词是“野蛮”。“写作是野蛮而绝望的。”她说，“《情人》是一本野蛮的书，它带来所有它遇见的东西，毫无区分，几乎无选择地迸出。”而《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电影版让她失望的原因，正因为导演一点儿也没有理解原作的“野性”，抽掉了其中的“暴烈”，还加上了一个媚俗的快乐结局。她经常被引用的另一句语录是“爱情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这句话的诗意也许并不像表面上的那样小资和单纯。杜拉斯在本意上使用了“欲望”这个词：“我写了很多爱情，但是从来和温柔无关，我不喜欢温柔的人，我自己就很冷硬，我爱上某个人时，我就对他有性欲，但是温柔从含义上是排斥这种性欲的。”
杜拉斯的“冷硬”或许和她的童年有关。她出生于越南西贡（现胡志明市）的一个小镇上，离住地不远就是热带雨林，18岁才回到巴黎定居（其实是19岁半，但是杜拉斯坚持18岁的说法，在她看来这个数字充满了象征的力量）。在法国人的想象中，那基本上是世界边缘的一个蛮荒角落。父亲早逝，母亲不谙人情世故，一大笔土地投资打了水漂，全家陷入倾家荡产的破产境地，还在上中学的杜拉斯被母亲逼迫与自己的有钱情人做性交易，拿来的钱却供大哥赌博，她还要挨大哥的打。恐惧、绝望、异化、疏离等等命题早早侵入她的内心，她感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公平和正义可言。成年后她疯狂酗酒，明知过量有害，仍旧喝到吐血、肝破裂。她开始写作后不久，就对犯罪的激情发生兴趣，情色和死亡开始交织在她的写作中，她尤其迷恋描写自我毁灭的爱情。“我对此非常熟悉，想要被杀死的欲望，我知道是存在的。”《广岛之恋》中，杜拉斯让女演员对她的日本情人不断重复：“你毁了我，你对我真好。”
在杜拉斯的写作中存在的这种极端性，是否是法国性的一种体现？学者们认为正是如此。“杜拉斯延续了法国‘疯狂化的爱情’的传统，这是一种非常阴郁的世界观，其实是抒情文本的反面，它暗示了一个注定悲剧的结局，因为欲望不可能永远旺盛，它要么转化为一种迷恋，要么是将他者摧毁，否则就不得不接受历史必将不断延续下去的残酷现实，并被这种现实挫败。”
1988年，74岁的杜拉斯陷入昏迷，昏迷持续了5个月。医生准备给她实施安乐死时，她却顽强地苏醒了过来，并且之后脑部思维也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又写了三本书。1996年3月3日早上8点多，距离她82周岁生日仅一个月，杜拉斯终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1995年8月1日记录下来的：“我想全都结束了，我的生命已经完结。”“我不再有一张嘴，也不再有一副面孔了。”
【注：此文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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