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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建筑博物馆和超级艺术殿堂，巴黎凝聚了人类创世以来时间和空间的美的精华。欧洲人说，法国的历史就是靠塞纳河的左右两翼平衡的，于是才有了欲望的欢乐，也有了精神的情操。
塞纳河：流动的筵席
海明威在半个世纪前吟咏：“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呆过巴黎，那么巴黎将永远跟着你，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筵席。”
晨光清朗，天宇澄澈。当我拾级登上百米高的凯旋门顶端极目四眺，整个巴黎古城尽收眼底：
巴黎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建筑博物馆和超级艺术殿堂，巴黎凝聚了人类创世以来时间和空间的美的精华。
冬天的塞纳河沉默流淌，两岸华贵的建筑群沿河堤绵延，卢浮宫、法兰西学院、巴黎圣母院和亚历山大三世桥连成一片。我置身于斜阳下醉人的塞纳河，视线随着船舷移动，一座座形状各异的桥梁不时地从我头顶越过。市区段的塞纳河上共有36座式样各异、年龄不一的桥梁，为塞纳河平添了道道琦丽景致。如果说1578年动工的“新桥”最负盛名的话，那么，由俄国沙皇帮助建于1900年的“亚力山大三世桥”可谓塞纳河上的“桥中皇后”，桥上及桥头一组组青铜雕像绚烂豪华、厚重典雅。用石砖、钢铁建造的桥梁记录了战争的演变、王朝的兴衰、历史的变革和民众的哀荣。
塞纳河沿岸的街头，我真正地领教了巴黎男女优雅的着装，从追赶时尚的少女到拄着拐杖的七旬老人，对衣着的讲究和仪表的注重一律都一丝不苟，他们身着的服装就像时装店里展示的那样，一件与一件毫无雷同，优雅、个性化，多数时候相当得体，偶尔也略有夸张。精心的设计和穿法仿佛把所有的巴黎人都装扮成风度翩翩的绅士和淑女。在寒流掠过的日子里，老太太们照样穿着花格呢裙、外罩一件绛紫风衣，牵着心爱的宠物狗，穿行在圣乔治岛一带。当然，这些穿着鲜亮的巴黎人也有不体面的地方，尽管政府通过传媒一再呼吁，可她们遛狗时遗留下的狗粪至今还是抛得满街都是。
冬日的巴黎天亮得很晚，可每天早晨，温暖的晨曦总会托出一个新鲜的巴黎城。而当夜色早早降临，巴黎那些目不暇接的剧目却并不因此落幕，流光艳彩的夜晚比白天更加美仑美奂，尤其在我所在的12月，巴黎人沉浸在迎接圣诞的狂喜中。在圣诞树的灯火映衬下，整个城市像巨大的流蜜的花园，我向陪同者惊叹，这里难道是在人间吗？
巴黎：左岸与右岸
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没有像右岸的商业区那样到处耸立流光溢彩的圣诞树，这里是另外一种喧腾的景象，终日活跃着一群群艺术家、作家、大学教授、建筑师、杂志撰稿人，他们构成了巴黎的知识分子圈，是他们在谱写着塞纳河左岸的历史。巴黎的大学、图书馆、研究所、画廊、美术馆集中在这个区域。这里每天都在举行着大大小小的沙龙、研讨会和演讲活动，各种学术活动遍处皆有，毫无优越感和神秘感可言。泰尔特尔艺术广场是世界闻名的露天画廊，每天有不少画家在这里即兴作画出售。在市中心的少特莱广场和圣日尔曼德伯广场等地，青年学生和市民经常自带乐器举行音乐会。广场画家、街头艺人终年在这片他们心目中的艺术圣地上作画和演奏，没有人认为街头卖艺是低微卑贱的行当，他们相信，新一代的毕加索、凡高、塞尚将出自于他们中间，他们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总会有几幅传世佳作在未来世纪被卢浮宫奉若神明般珍藏。
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拥有这样多的露天咖啡馆，诗人和画家在轻啜咖啡中寻找创作灵感，青年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虽然今天的法国年轻人不会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空谈“主义”和“思潮”，但他们一样会纠缠于“历史河流的终结航向”、“个体自由与社会意志”这些玄而又玄的问题，一样会在乐此不疲的沙龙聚会和酒吧里咀嚼着哲学和女人的话题。
在法国，知识分子、塞纳河左岸、左翼几个语汇之间划上奇妙的等号。数百年间，法兰西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中始终如一地贯穿着澎湃的激情和乌托邦冲动。20世纪，是法国现代主义哲学取代德国古典理性哲学的时代，在柏格森、萨特、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大师级人物风起云涌之后，法兰西知识分子为他们所获得的全新的知识特权而骄傲，无不陶醉于这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中，他们自信，他们构建的知识价值使法兰西民族高擎着人类理想的火炬，照亮了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为此，当提及法国大革命和上世纪６０年代的激进运动时，他们无怨无悔。青年建筑师皮埃尔·德威对我说，“现在历史学家们在反思法国大革命，可为什么要做事后诸葛亮呢？由于法国人的民族天性，我们难逃此劫，这是历史的宿命。”从事教育出版工作的女编辑薇罗尼卡·迪伦说，“起码今天的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经受了共和的彻底洗礼，我们再也看不到旧王朝的阴影。”曾经桀骜不驯的法兰西民族进入现代以后变得克制了，他们不再轻易地把思想的火星随意燃成燎原大火，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动荡，但是对社会文化保持着清醒的批判和监察已作为一种习俗被新一代的法国知识分子所传承。
200多年前，血雨腥风的协和广场曾经是不计其数“道德不纯洁者”人头落地的地方，今天，漫步此间，这里成了华灯高照的圣诞集市和香风艳影的情侣大道，尽管充满“左翼”风向的“工潮”不断，但无伤和平大雅的盛世风情，法国的知识分子不断要探索着一个问题，一个健康良善的社会如何在秩序与反秩序之间平衡、进步。这表面上是一个哲学问题，但却是一个格外现实的社会学问题。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成就了今天法国式福利社会体制的1968年“红五月”是对是错呢？我发现，法国人一旦遇到这种思辨性问题的时候，思维就比不上严谨的德国人灵敏，他们会报以一种感性的微笑然后说，“走，我们去看冬季时装表演去。”
塞纳河右岸以其金钱、贸易、权力和权贵，形成了巴黎的贸易、金融和消费中心。那里是成功者的乐园，是繁华、奢侈、成熟、优雅的象征。生性浪漫、情感奔放、喜爱沉思的法国人当然从不拒绝一切精致的生活享乐。这是塞纳河的右岸，声色犬马、光怪陆离，巴尔扎克笔下外省青年纳斯蒂涅埋葬最后一滴眼泪要为之搏击的是这里，罗曼·罗兰笔下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个来自莱茵河畔的天之骄子向恶俗名流最终妥协的也是这里。右岸是目不暇接的花都美景，一派华美的人间喜剧：昂贵的香水店、豪华的百货公司、奢侈的时装陈列、美女云集的红磨坊表演，左岸是一群心怀忧患或者愤世嫉俗的文人书生不停地评头论足，他们企图要驾驭法兰西和巴黎的精神轨道、摆正历史和人性的天平。
欧洲人说，法国的历史就是靠塞纳河的左右两翼平衡的，于是才有了欲望的欢乐，也有了精神的情操。
法兰西：拒绝全球化
走过巴黎古老的街区，好几次穿越这座保存无损的城市，我吃惊地发现，法兰西民族把极其敏感的文化自尊表现在所有的社会交往、商业贸易和日常生活中。
在世界一片“全球化”的欢呼声中，法国人清醒地看到了“全球化”这个甜蜜的利益陷阱背后的“美国中心”意识和“英语殖民主义”，也是法国学者最早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就是把全世界变成以英语文化为中心的精神殖民地。”
为此，法国向全世界证明了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决心。从戴高乐机场的指示牌到香榭丽舍大道的路牌，从大小美术馆的说明书到公共厕所的标记都只使用单独的本国语言。这一做法已被欧盟国家中的大多数成员国接受并效仿。法国的电影院里，无论是商业院线还是艺术院线，放映的大多是法语本土电影。那些在其他国家风光无限的所谓好莱坞大片在这里只能视为普通外国电影对待，汤姆·克鲁斯的《最后的武士》的招贴画被淹没在法语电影的海报中。在巴黎拉丁区，著名的《电影手册》杂志周期性地发起“反好莱坞文化霸权”的抗议活动。他们通过各种讲坛和刊物骄傲地向世人强调，法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电影艺术的故乡，他们自信每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令奥斯卡奖望尘莫及。他们当年发起的“新浪潮”和“左岸派”电影运动是法兰西心灵深处青春的呼喊。那种呼喊曾让二战以后整个世界的青年人内心为之震颤。
法国从官方到民间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纯度的珍视不能不令世界敬佩。即使在繁华商业街区，法国文化部门也严格规定了商业霓虹灯和广告牌的尺寸，壮观、典雅、华贵的巴黎古城景观没有因现代商业文明的增长而改变。从蒙马特尔高地到巴黎圣母院，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巴尔扎克、雨果、左拉、乔治·桑笔下巴黎的明媚神采，也可以循着塞纳河的流光追溯兰波、马拉美、波特莱尔的诗句中往昔的影踪。巴黎的美与丑，都被这个多产文学大师国度的作家、诗人写尽了。
在世界的许多国家，许多人被全球化热潮冲昏了头脑。法国人用自己的准则给了世界一种善意的告诫，要去尊重自己的文化、语言、习俗、价值和传统伦理。欧盟大市场的形成、边境的开放和欧元的统一只在经济意义上加强了欧洲各国的协作和联合，而在文化意义上是彼此独立、崇尚个性的。全球化也是这样，不能以取消民族文化的存在为代价，不能陷入殖民文化的尴尬境地。
高度的文化自尊也会引发过激的文化优越情绪，难免带来种种微妙的文化冲突。所有的美国人在巴黎的旅行中都感觉到一种潜在的文化摩擦，在他们的眼中，法国人是傲慢的,傲慢得近乎势利。在时装店里，面对美国客人，法国人漫不经心，经常不愿用英文迎合，他们会斜着眼睛打量美国客人付账，见客人一转身，就讥笑他们只会穿休闲的娃娃衫。美国人用信仰和法国人的骄傲对抗，美国人的优越感尽管不是来自于文化，但他们相信自己过着一种正直虔诚的生活，相信自己永远目光无邪、心怀抱负。他们也常常不能理解法国人，那些坐在露天咖啡座上高谈阔论的法国年轻人在他们眼中是多么不切实际，在美国，这个年纪的青年人正是为成功、财富和机会奋斗的黄金光景。美法两国国民，彼此之间恩怨纠缠，去年美伊战争后民间敌对情绪愈发浓厚，法国人常常笑谈，是否法国人会追索回那座著名的自由女神像。偶尔，他们也会怀念起两个民族历史上如胶似膝的岁月，想起18世纪的青年贵族拉法耶特怀着人权和民主的理想投身美国独立战争，他曾和华盛顿总统情同父子，为新大陆的自由南征北战。
欧洲：文明的敬畏之心
在法国，我温习了一段过往历史。1945年，当纳粹德国撤退巴黎之时，希特勒曾下令炸毁塞纳河上的所有桥梁。但是德军总司令违抗军令。面对着与巴黎城市浑然一体的这些桥梁建筑史上的辉煌杰作，他的仇恨之心颤栗了。
几天后，在德国的海德堡，我又听说了类似的故事。当年盟军为攻克德国，莱茵河流域的许多城市都遭到了炮火的轰炸。而海德堡幸免于难，原因是那里有“出此校门，便无学问”的海德堡大学，那是诞生过无数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学府，甚至盟军中的一些高级将帅也是毕业自这个学校。
今天，几十座造型各异、金碧辉煌的桥梁安然无损地跨越在河面上，他们成为巴黎光荣的脊梁。而德国耐卡河畔，海德堡沐浴在宁静、典雅的光辉中，继续为人类贡献着学问和理想。试想，在那个从毁灭中寻找快感的疯狂的年代里，一旦理智彻底崩溃，无论是巴黎，还是海德堡，都会一夜之间变为废墟一片。在炮火纷飞、残酷厮杀的年月，是什么拯救了这两座城市？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让彼此敌人的城垣幸免于难？是对文明的敬畏之心。我倾向于相信，敬畏之心并不一定依赖于伦理、道德或宗教，也可能依赖于自然力，是在作恶、犯罪、屠戮的过程中残留的人性底限或者迸发的瞬间良心悔悟。
由于对文明的深深敬畏，欧洲一座座古城全然完整地保存下来。从大都市恢宏的教堂到乡村小镇苍老的中世纪城堡。小心翼翼地保护，年复一年地维修。我经过佛罗伦萨时，正值大卫雕像维修，雄健的大卫像被绑上了石膏的伤兵。而到了威尼斯和罗马，搭着脚手架的古建筑更是随处可见。由于对文明的敬畏，所有现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都必须服从古老文明的即定秩序。古城区不允许轻易出现新建筑，一座新建筑的出现要经过从政府到专家的反复权衡，历经数年，最终经严格的立法程序通过。站在米开朗基罗广场俯视佛罗伦萨，最具高度的地标始终是指向苍穹的教堂尖顶以及时壮美的歌剧院、音乐厅、博物馆。新建的任何商业、生活和娱乐设施都不敢轻易超越这个高度。
对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敬畏之心都是必需的，我们应该永远呼唤对文明的敬畏之心。从罗马帝国、文艺复兴到二次大战，是敬畏之心帮助欧洲各民族度过了蒙昧、暴政、黑死病、战争和杀戮，穿越颓废、放纵、贪婪和骄奢的沼泽，是敬畏之心引领着欧洲文明驾驶着科学技术和经济利益这两列危险的火车，不敢轻易偏离轨道；或者已经数次偏离轨道，又重新迷途知返。
塞纳河：流动的筵席
海明威在半个世纪前吟咏：“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呆过巴黎，那么巴黎将永远跟着你，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筵席。”
晨光清朗，天宇澄澈。当我拾级登上百米高的凯旋门顶端极目四眺，整个巴黎古城尽收眼底：
以凯旋门为中心的10多条街道把巴黎市区切成像一个错落有致、色调明快的巨大蛋糕。远处高坡上纯白色穹顶的圣心大教堂鹤立鸡群，近在咫尺、无处不见的艾菲尔铁塔高耸云天，香榭丽舍大街花团锦簇、气象阔大。
巴黎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建筑博物馆和超级艺术殿堂，巴黎凝聚了人类创世以来时间和空间的美的精华。
冬天的塞纳河沉默流淌，两岸华贵的建筑群沿河堤绵延，卢浮宫、法兰西学院、巴黎圣母院和亚历山大三世桥连成一片。我置身于斜阳下醉人的塞纳河，视线随着船舷移动，一座座形状各异的桥梁不时地从我头顶越过。市区段的塞纳河上共有36座式样各异、年龄不一的桥梁，为塞纳河平添了道道琦丽景致。如果说1578年动工的“新桥”最负盛名的话，那么，由俄国沙皇帮助建于1900年的“亚力山大三世桥”可谓塞纳河上的“桥中皇后”，桥上及桥头一组组青铜雕像绚烂豪华、厚重典雅。用石砖、钢铁建造的桥梁记录了战争的演变、王朝的兴衰、历史的变革和民众的哀荣。
塞纳河沿岸的街头，我真正地领教了巴黎男女优雅的着装，从追赶时尚的少女到拄着拐杖的七旬老人，对衣着的讲究和仪表的注重一律都一丝不苟，他们身着的服装就像时装店里展示的那样，一件与一件毫无雷同，优雅、个性化，多数时候相当得体，偶尔也略有夸张。精心的设计和穿法仿佛把所有的巴黎人都装扮成风度翩翩的绅士和淑女。在寒流掠过的日子里，老太太们照样穿着花格呢裙、外罩一件绛紫风衣，牵着心爱的宠物狗，穿行在圣乔治岛一带。当然，这些穿着鲜亮的巴黎人也有不体面的地方，尽管政府通过传媒一再呼吁，可她们遛狗时遗留下的狗粪至今还是抛得满街都是。
冬日的巴黎天亮得很晚，可每天早晨，温暖的晨曦总会托出一个新鲜的巴黎城。而当夜色早早降临，巴黎那些目不暇接的剧目却并不因此落幕，流光艳彩的夜晚比白天更加美仑美奂，尤其在我所在的12月，巴黎人沉浸在迎接圣诞的狂喜中。在圣诞树的灯火映衬下，整个城市像巨大的流蜜的花园，我向陪同者惊叹，这里难道是在人间吗？
巴黎：左岸与右岸
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没有像右岸的商业区那样到处耸立流光溢彩的圣诞树，这里是另外一种喧腾的景象，终日活跃着一群群艺术家、作家、大学教授、建筑师、杂志撰稿人，他们构成了巴黎的知识分子圈，是他们在谱写着塞纳河左岸的历史。巴黎的大学、图书馆、研究所、画廊、美术馆集中在这个区域。这里每天都在举行着大大小小的沙龙、研讨会和演讲活动，各种学术活动遍处皆有，毫无优越感和神秘感可言。泰尔特尔艺术广场是世界闻名的露天画廊，每天有不少画家在这里即兴作画出售。在市中心的少特莱广场和圣日尔曼德伯广场等地，青年学生和市民经常自带乐器举行音乐会。广场画家、街头艺人终年在这片他们心目中的艺术圣地上作画和演奏，没有人认为街头卖艺是低微卑贱的行当，他们相信，新一代的毕加索、凡高、塞尚将出自于他们中间，他们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总会有几幅传世佳作在未来世纪被卢浮宫奉若神明般珍藏。
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拥有这样多的露天咖啡馆，诗人和画家在轻啜咖啡中寻找创作灵感，青年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虽然今天的法国年轻人不会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空谈“主义”和“思潮”，但他们一样会纠缠于“历史河流的终结航向”、“个体自由与社会意志”这些玄而又玄的问题，一样会在乐此不疲的沙龙聚会和酒吧里咀嚼着哲学和女人的话题。
在法国，知识分子、塞纳河左岸、左翼几个语汇之间划上奇妙的等号。数百年间，法兰西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中始终如一地贯穿着澎湃的激情和乌托邦冲动。20世纪，是法国现代主义哲学取代德国古典理性哲学的时代，在柏格森、萨特、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大师级人物风起云涌之后，法兰西知识分子为他们所获得的全新的知识特权而骄傲，无不陶醉于这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中，他们自信，他们构建的知识价值使法兰西民族高擎着人类理想的火炬，照亮了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为此，当提及法国大革命和上世纪６０年代的激进运动时，他们无怨无悔。青年建筑师皮埃尔·德威对我说，“现在历史学家们在反思法国大革命，可为什么要做事后诸葛亮呢？由于法国人的民族天性，我们难逃此劫，这是历史的宿命。”从事教育出版工作的女编辑薇罗尼卡·迪伦说，“起码今天的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经受了共和的彻底洗礼，我们再也看不到旧王朝的阴影。”曾经桀骜不驯的法兰西民族进入现代以后变得克制了，他们不再轻易地把思想的火星随意燃成燎原大火，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动荡，但是对社会文化保持着清醒的批判和监察已作为一种习俗被新一代的法国知识分子所传承。
200多年前，血雨腥风的协和广场曾经是不计其数“道德不纯洁者”人头落地的地方，今天，漫步此间，这里成了华灯高照的圣诞集市和香风艳影的情侣大道，尽管充满“左翼”风向的“工潮”不断，但无伤和平大雅的盛世风情，法国的知识分子不断要探索着一个问题，一个健康良善的社会如何在秩序与反秩序之间平衡、进步。这表面上是一个哲学问题，但却是一个格外现实的社会学问题。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成就了今天法国式福利社会体制的1968年“红五月”是对是错呢？我发现，法国人一旦遇到这种思辨性问题的时候，思维就比不上严谨的德国人灵敏，他们会报以一种感性的微笑然后说，“走，我们去看冬季时装表演去。”
塞纳河右岸以其金钱、贸易、权力和权贵，形成了巴黎的贸易、金融和消费中心。那里是成功者的乐园，是繁华、奢侈、成熟、优雅的象征。生性浪漫、情感奔放、喜爱沉思的法国人当然从不拒绝一切精致的生活享乐。这是塞纳河的右岸，声色犬马、光怪陆离，巴尔扎克笔下外省青年纳斯蒂涅埋葬最后一滴眼泪要为之搏击的是这里，罗曼·罗兰笔下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个来自莱茵河畔的天之骄子向恶俗名流最终妥协的也是这里。右岸是目不暇接的花都美景，一派华美的人间喜剧：昂贵的香水店、豪华的百货公司、奢侈的时装陈列、美女云集的红磨坊表演，左岸是一群心怀忧患或者愤世嫉俗的文人书生不停地评头论足，他们企图要驾驭法兰西和巴黎的精神轨道、摆正历史和人性的天平。
欧洲人说，法国的历史就是靠塞纳河的左右两翼平衡的，于是才有了欲望的欢乐，也有了精神的情操。
法兰西：拒绝全球化
走过巴黎古老的街区，好几次穿越这座保存无损的城市，我吃惊地发现，法兰西民族把极其敏感的文化自尊表现在所有的社会交往、商业贸易和日常生活中。
在世界一片“全球化”的欢呼声中，法国人清醒地看到了“全球化”这个甜蜜的利益陷阱背后的“美国中心”意识和“英语殖民主义”，也是法国学者最早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就是把全世界变成以英语文化为中心的精神殖民地。”
为此，法国向全世界证明了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决心。从戴高乐机场的指示牌到香榭丽舍大道的路牌，从大小美术馆的说明书到公共厕所的标记都只使用单独的本国语言。这一做法已被欧盟国家中的大多数成员国接受并效仿。法国的电影院里，无论是商业院线还是艺术院线，放映的大多是法语本土电影。那些在其他国家风光无限的所谓好莱坞大片在这里只能视为普通外国电影对待，汤姆·克鲁斯的《最后的武士》的招贴画被淹没在法语电影的海报中。在巴黎拉丁区，著名的《电影手册》杂志周期性地发起“反好莱坞文化霸权”的抗议活动。他们通过各种讲坛和刊物骄傲地向世人强调，法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电影艺术的故乡，他们自信每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令奥斯卡奖望尘莫及。他们当年发起的“新浪潮”和“左岸派”电影运动是法兰西心灵深处青春的呼喊。那种呼喊曾让二战以后整个世界的青年人内心为之震颤。
法国从官方到民间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纯度的珍视不能不令世界敬佩。即使在繁华商业街区，法国文化部门也严格规定了商业霓虹灯和广告牌的尺寸，壮观、典雅、华贵的巴黎古城景观没有因现代商业文明的增长而改变。从蒙马特尔高地到巴黎圣母院，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巴尔扎克、雨果、左拉、乔治·桑笔下巴黎的明媚神采，也可以循着塞纳河的流光追溯兰波、马拉美、波特莱尔的诗句中往昔的影踪。巴黎的美与丑，都被这个多产文学大师国度的作家、诗人写尽了。
在世界的许多国家，许多人被全球化热潮冲昏了头脑。法国人用自己的准则给了世界一种善意的告诫，要去尊重自己的文化、语言、习俗、价值和传统伦理。欧盟大市场的形成、边境的开放和欧元的统一只在经济意义上加强了欧洲各国的协作和联合，而在文化意义上是彼此独立、崇尚个性的。全球化也是这样，不能以取消民族文化的存在为代价，不能陷入殖民文化的尴尬境地。
高度的文化自尊也会引发过激的文化优越情绪，难免带来种种微妙的文化冲突。所有的美国人在巴黎的旅行中都感觉到一种潜在的文化摩擦，在他们的眼中，法国人是傲慢的,傲慢得近乎势利。在时装店里，面对美国客人，法国人漫不经心，经常不愿用英文迎合，他们会斜着眼睛打量美国客人付账，见客人一转身，就讥笑他们只会穿休闲的娃娃衫。美国人用信仰和法国人的骄傲对抗，美国人的优越感尽管不是来自于文化，但他们相信自己过着一种正直虔诚的生活，相信自己永远目光无邪、心怀抱负。他们也常常不能理解法国人，那些坐在露天咖啡座上高谈阔论的法国年轻人在他们眼中是多么不切实际，在美国，这个年纪的青年人正是为成功、财富和机会奋斗的黄金光景。美法两国国民，彼此之间恩怨纠缠，去年美伊战争后民间敌对情绪愈发浓厚，法国人常常笑谈，是否法国人会追索回那座著名的自由女神像。偶尔，他们也会怀念起两个民族历史上如胶似膝的岁月，想起18世纪的青年贵族拉法耶特怀着人权和民主的理想投身美国独立战争，他曾和华盛顿总统情同父子，为新大陆的自由南征北战。
欧洲：文明的敬畏之心
在法国，我温习了一段过往历史。1945年，当纳粹德国撤退巴黎之时，希特勒曾下令炸毁塞纳河上的所有桥梁。但是德军总司令违抗军令。面对着与巴黎城市浑然一体的这些桥梁建筑史上的辉煌杰作，他的仇恨之心颤栗了。
几天后，在德国的海德堡，我又听说了类似的故事。当年盟军为攻克德国，莱茵河流域的许多城市都遭到了炮火的轰炸。而海德堡幸免于难，原因是那里有“出此校门，便无学问”的海德堡大学，那是诞生过无数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学府，甚至盟军中的一些高级将帅也是毕业自这个学校。
今天，几十座造型各异、金碧辉煌的桥梁安然无损地跨越在河面上，他们成为巴黎光荣的脊梁。而德国耐卡河畔，海德堡沐浴在宁静、典雅的光辉中，继续为人类贡献着学问和理想。试想，在那个从毁灭中寻找快感的疯狂的年代里，一旦理智彻底崩溃，无论是巴黎，还是海德堡，都会一夜之间变为废墟一片。在炮火纷飞、残酷厮杀的年月，是什么拯救了这两座城市？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让彼此敌人的城垣幸免于难？是对文明的敬畏之心。我倾向于相信，敬畏之心并不一定依赖于伦理、道德或宗教，也可能依赖于自然力，是在作恶、犯罪、屠戮的过程中残留的人性底限或者迸发的瞬间良心悔悟。
由于对文明的深深敬畏，欧洲一座座古城全然完整地保存下来。从大都市恢宏的教堂到乡村小镇苍老的中世纪城堡。小心翼翼地保护，年复一年地维修。我经过佛罗伦萨时，正值大卫雕像维修，雄健的大卫像被绑上了石膏的伤兵。而到了威尼斯和罗马，搭着脚手架的古建筑更是随处可见。由于对文明的敬畏，所有现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都必须服从古老文明的即定秩序。古城区不允许轻易出现新建筑，一座新建筑的出现要经过从政府到专家的反复权衡，历经数年，最终经严格的立法程序通过。站在米开朗基罗广场俯视佛罗伦萨，最具高度的地标始终是指向苍穹的教堂尖顶以及时壮美的歌剧院、音乐厅、博物馆。新建的任何商业、生活和娱乐设施都不敢轻易超越这个高度。
对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敬畏之心都是必需的，我们应该永远呼唤对文明的敬畏之心。从罗马帝国、文艺复兴到二次大战，是敬畏之心帮助欧洲各民族度过了蒙昧、暴政、黑死病、战争和杀戮，穿越颓废、放纵、贪婪和骄奢的沼泽，是敬畏之心引领着欧洲文明驾驶着科学技术和经济利益这两列危险的火车，不敢轻易偏离轨道；或者已经数次偏离轨道，又重新迷途知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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