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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发行《史记》全套法文版 法国两位译者工作跨越百年
《史记》法文版封面。（图片来源：《欧洲时报》）
百年前，法国汉学家沙畹译注的五卷本《史记》被视为西方学界整理中国史部要籍的第一部谨严精审之作。百年后，班岜诺教授补完“列传”部分，让九卷本法文版《史记》在西方汉学译著中一枝独秀。2013年，班岜诺就曾为欧洲时报撰文谈自己翻译《史记》心得，并赞赏友丰书局首次用一种西方语言译出全套《史记》乃有勇气的壮举。
巴黎友丰书局潘立辉先生主持编列了此次出版业务，著名翻译家沈大力教授则为《欧洲时报》撰文记述此中法文化、学界要事：
七月流火，恍见东方苍龙在塞纳河西空腾跃。恰于此际，苦心经营巴黎友丰书局的潘立辉先生将他终于编列完毕的《史记》法译本全套共九卷摆到我面前。但见译本首卷封面玉龙飞舞，各册异彩纷呈，虽现代装帧，却流溢古色古香。想到华夏文化能向世界文坛奉献如此瑰宝，顿感作为一个炎黄子孙的自豪。
还是在少年时代，我读了季羡林教授写的《司马迁》一书， 深为太史公逆境中发奋修成《史记》，坚韧不拔的精神所动，遂买来这部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全套线装本翻阅。只因当时年轻，兴趣仅在“列传”故事性强的部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找到了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翻译的《史记》五卷本，与中文对照阅读了几篇， 不禁为这位已故汉学家热心传播中国经典做出的可贵贡献叹服， 回国后应承指导了关于沙畹翻译《史记》的大学论文。
沙畹早年主修康德哲学，在巴黎高师院长乔治·拜罗（Gorges Perrot）引导下转为研究古代中国文化，数年考证成绩斐然，开欧洲汉学之先河。1891年，他不到而立之年远赴中国山东登临泰山， 发表法文译著《史记·封禅书》， 接着埋头深入研究《史记》，着手继续翻译和注释司马迁的宏篇巨制。他译完了《史记》前四部分， 到“三王世家”为止，法文版译名为“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司马迁纪传》）， 共分五卷，1895年至1905年陆续在巴黎印行，1967年由阿德里安· 麦松纳沃书局（la librairie Adrien Maisonneuve） 再版。沙畹于1918年因病早逝，没来得及从事《史记》“列传”部分的出版。
《史记》法文版。（图片来源：《欧洲时报》）
沙畹的《史记》法译本第一卷近半是他写的“前言”和“引论”， 阐述自己对《史记》及其作者的研究。在“前言”里，他强调要考究《史记》完整的历史环境，说道：“只有结束此项任务，吾侪方能展现这一文学丰碑”。紧接下来的“引论”长达二百多页，包括“《史记》的作者”、“武帝年间”、“渊源”、“方法与评论”、“《史记》的境遇” 等五章，以及一个“结论”，并附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法译文； 《班彪评司马迁》、《通鉴纲目与竹书纪年》和《史记》总目录。在“《史记》的作者”一章里， 沙畹摆司马迁的家谱，认定司马迁是承继其父司马谈的遗志，遵循诸子百家学说撰写《史记》的。在该章第一节“司马谈”中，他将欲尽孝道，光宗耀祖的司马谈比喻为要为后世留下不朽之作的“麒麟”。然而，“司马谈没能达到他追求的目标就过早去世，留给其子完成其未竟之业。司马迁挥泪回应父亲临终在病榻上表达的心愿，说自己虽然不才，但必殚精竭虑，绝不辜负慈父的厚望”。
撰写《史记》过程中，司马迁遭遇李陵事件受腐刑，本人在《史记》外的《报任少卿书》里忿忿述及此祸殃。沙畹特地在他的《史记》译本“引论”部分附载《报任少卿书》，且抒己见：“司马迁首先诉说自己被定罪所受的屈枉，描述李陵投降匈奴和因此受累的情势。在信的剩余部分里，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自尽，不以死抗争的唯一情由，是想要继续完成已经开篇的《史记》，企望后世为自己生时所受凌辱昭雪”。在“引论”第二节“司马迁生平”里，沙畹提出司马迁受刑并非纯粹缘于李陵事件的论点， 说：“司马迁遭祸早有一个更为致命的起因”。对此，他引用东汉卫宏《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记（156-141），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沙畹依卫宏所言推断：“看来，司马迁是因为在其《史记》中毁谤在位皇上和其父景帝惹怒了武帝，又在李陵事件中坐举降匈奴者，终于遗患受腐刑，后来又冒死抒发忿恨。”沙畹以史为据，并不完全认同卫宏之说。但在他眼里，至少司马迁是个耿介之士，一位秉性刚直不阿，敢于谏诤君主的诚实史学家。
确实，在《报任少卿书》中， 司马迁慷慨陈言：“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他指斥的“昏庸之辈”正是刚愎自用的汉武帝。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 天子淫威镇四方的封建时代，司马迁敢于据实言“武帝之过”而“犯上”，勇气甚为罕见。在《史记》法译本的“引论”里，沙畹最后结论：“不容置疑，司马谈和司马迁的业绩，是他们开创了一种纪传体通史。他们之前，只有局部纪事。他们之后过了两个世纪，班固才编撰了一个朝代的通史。又经过十二个世纪，才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迁博学，著述题材广泛， 确为饱含远东文明朝气的不朽之作，一座万古流芳的丰碑。
我旅居巴黎，多年始终在找寻《史记》后一半”列传“的法语译文。在巴黎拉丁区“亲王街”友丰书局结识潘立辉先生后，我于2013年得悉他在企划出版全套《史记》法文版，对之十分感兴趣。潘先生决定在沙畹已经翻译的五卷，以及法国高等研究院学术导师康德谟补译的《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和《齐悼惠王第二十二》上，再请汉学家雅克·班岜诺教授续译完“列传”； 新译出部分占整个《史记》篇幅近一半。
法国汉学家雅克·班岜诺，《史记》译者。（图片来源：《欧洲时报》）
巴黎友丰书局的潘立辉先生。他主持编列完成了《史记》法文版全套共九卷的繁重出版业务。（图片来源：《欧洲时报》）
无疑，跟沙畹一样，班岜诺教授也是受《史记》非凡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中所占地位的启迪，接受续译这部巨著的。他不辞劳瘁，最终在沙畹之后译完了《史记》卷帙浩繁的“列传”。现在，他欣慰地松了口气说：“《史记》终于有了全套法译本”。班岜诺教授强调，友丰书局现今出版的是“第一个西方语言《史记》全译本”，在他眼里，这可是当今西方文坛和译界一件可庆可贺的大事。
目下，我翻阅的《史记》法文全套译本，在西方世界汉学全球传播上可谓“一枝独秀”，让广大读者看到司马迁“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全豹。这部《史记》法文全译本被西方汉学界视为一部优秀的“文学经典”，无论从其规模宏大和内容丰瞻上，都是龙萨尔的《法兰西史诗》和包举一代的《圣西蒙回忆录》无可比拟的。然而， 在眼下一个人人竞相争夺各类奖项的“名利场”中，我目睹两位主要完成这一业绩者，无论是主持《史记》繁重出版业务，同时出版《春秋》、《左传》和《礼记》法文版的潘立辉先生，还是继承沙畹遗业的《史记》法文译注者雅克·班岜诺教授，都无只言片语表露自己的贡献。显然，他们一心在世界上传播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觉得个人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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