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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中国人来欧歧路：下地入海多艰辛，淘金梦下待遇非人
继19日企图偷渡欧洲的600余名难民葬身地中海之后，20日希腊再次迎来难民船触礁悲剧。由于中东和北非局势混乱，通过地中海偷渡繁荣安定的欧洲吸引着“乱世”里的难民。意大利官员称，还有100万非洲难民翘首等待着偷渡。这些偷渡惨剧不禁使人回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中国“黑工”偷渡来欧的历程，尽管很少发生如此重大的沉船事故，但也都写满了辛酸泪。
“空渡”：“蛇头”与使馆“斗智斗勇”
早在十七、十八世纪，就有少数中国人循陆路经西伯利亚来欧洲从商，初期以浙江青田籍人为多，贩卖青田石制品。《华侨经济年鉴》记载道：“我国人移殖至中欧者在满清末期即已开始，初期到德国的是浙江青田人及山东省江湖艺人，多沿陆路经西伯利亚、莫斯科到达柏林。”
不过大规模出现偷渡现象，却是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北京《检察日报》曾指出，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踏上海外“打黑工”之路。他们主要是一些下岗工人和农民。
“中国人前往他国非法务工，目的国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北京边防检查总站遣返审查所所长倪炳红介绍，海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所谓的出国淘金，就是去“打黑工”。对于很多农民工而言，出国“打黑工”挣钱要比在中国国内容易得多。
就欧洲而言，事实上一开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前期，中国人想要来欧洲，一般是通过在欧老华侨寄来邀请函和亲属证明，然后就能获得签证，并不需要偷渡。只是到后来，欧洲国家开始发现，这些通过亲属签证来的中国人有很多“落地生根”，并没有回去。
同时，这些在欧洲逐渐站稳脚跟的中国人开始往家里汇钱，给家乡社会带去很大的震撼，整个地区开始躁动，人人都想去海外发展，家家都想到“天堂”去谋生。
1986年之后，欧洲开始控制各种签证。但已经激起的对“淘金”的渴望无法被政策压制，帮助人偷渡的“蛇头”迎来了自己生意的辉煌年代。
经常出现的形式是，偷渡者以旅游的名义，持本人护照和北美、非洲等国家的签证正常出境后，再换持“蛇头”提供的假证件，辗转几个国家后偷渡到目的地国。
以上世纪八九十年偷渡法国为例，1986年-1989年，“蛇头”的方法是先给“客人”签一个非洲国家签证，然后拿到法国驻华使领馆去办过境签证。当时法国方面会给予五天的过境签证，而这段时间足够偷渡者“过境”法国时“无声消失”。
后来被骗怕的法国大使馆很少发给中国人过境签证。“蛇头”又“另辟蹊径”，先签非洲签证，再由法国驻非洲某国的大使馆办过境签，以便能在回中国途中“看看伟大的巴黎”。
几年后，偷渡集团把全西非和中部非洲的二三十个法国大使馆都骗了一遍，法国外交部下达通报，严格仔细审查每一件中国人的签证申请：凡是没在非洲住一年以上的，没有事业的或没有长期居留证的，一律不发过境停留签证。
在那之后的1994年，偷渡客对戴高乐机场发起了“总攻”，最初他们直接从航站楼2楼直接跳下、从厕所翻出去、从下水道爬出去……“蛇头”们还给偷渡客们办日本假护照，让他们混进日本旅行团轻松入关。
“下地入海”：非人待遇伴随整个偷渡过程
欧洲各国在无数次上当后都学聪明了，于是“蛇头”们开始由上天改为下地入海，水路和陆路成为了主要的偷渡手段。
在偷渡盛行的年代有三条线路十分出名：一条是经俄罗斯到乌克兰在到奥地利；一条是从土耳其到保加利亚再到希腊，从南欧入境；一条是到突尼斯和摩洛哥，由北非进入西班牙。而多少悲惨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些线路上。
《华侨经济年鉴》写到，民国时期，从水路出国到欧洲，其方式有“藏舱”与办护照两种。“藏舱”，即出国者不必办理护照和出境手续，只需交200银圆（当时谷子三圆一），伺机扮成“水”上船，躲藏在机房水手寝室或蔬菜间、煤仓等处。
1996年之后，“飞”着偷渡来欧洲几乎不可能，“蛇头”因此带领偷渡客走水路和陆路，这意味着跨越欧亚大陆的形成常常耗时数月。住在船舱底层、食物不充足、遭受身体上的虐待是很多偷渡客事后抹不去的回忆。
一位知乎用户称根据自己的采访资料，整理了几名偷渡到荷兰的中国人的故事。福清人阿虎（化名）说，女性偷渡者基本上都会被“蛇头”们强奸，也有被其他偷渡者强奸的。“有一个越南女孩子，不同意（被强奸），被‘蛇头’活生生打得半残，后来被拉出去，不知道怎么了，大概死了扔了。”
阿虎偷渡的路线是上述的第一条，阿虎被“蛇头”带到了内蒙古，在那里越境去了外蒙古，在外蒙古又换车去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城市——格卢霍夫。在去乌克兰途中，阿虎说他们十几人躲在货车的最里面，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不管男女。在俄罗斯，阿虎吃了人生中第一只老鼠。
在乌克兰境内，他们到了一个片森林后，在“蛇头”的带领下翻山越岭。一路上，碰到过野兽，也碰到过捕猎的陷阱。其中一个偷渡者就被捕兽器扎到腿，本来“蛇头”要把他扔了，后来那个广东小伙子死死相求，才跟着上路，但腿残疾了。
另一个偷渡到荷兰的福建人阿姐（化名）说，在乌克兰，她在一个仓库里住了有1个月，然后，他们坐车去了波兰。不幸的是，他们坐的车被查了，一群人就下车跑，阿姐没跑掉，被抓了回去，在乌克兰的监狱呆了1个月。她说在监狱中没有太阳，每天只有两顿，还只是土豆泥加面包。
尽管条件十分艰难，偷渡的成本仍然十分高昂，在上世纪90年代就能够达到10万元（人民币，下同）。而偷渡者常常是体力劳动者，身无长物，偷渡费用也需要东拼西凑、甚至高额借贷。阿姐的偷渡费用花了13万元，其中10万元是借的。
偷渡者常常是以一带一，这种现象在广东、福建和浙江温州尤为突出。“以前中国东南沿海某省去欧洲、美国的偷渡人群数量非常大，尤其在该省一些地区，一旦村里有人偷渡成功，村支书甚至会带着村民去家里庆贺。”北京边防检查总站遣返审查所所长倪炳红倪炳红如是说。
留欧“黑工”：想着“淘金”却成了“奴隶”
留在欧洲的偷渡客们成了非法移民，在中西欧国家从事餐饮业，在东欧从事商品批零，在南欧从事皮革纺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偷渡过去的人不愁没有工作，他们逐渐让华人面孔在所在国多了起来。
可是，显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北京《环球时报》报道，2013年，法新社报道了一名被警方解救出来的华人偷渡者在荷兰中餐馆打“黑工”时的悲惨遭遇，震惊国际社会。
“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只能睡在一个发臭的笼子里，每天拼命干活却几乎得不到任何报酬……”荷兰阿姆斯特丹检方表示，这名中国男性厨师于2007年底来到荷兰，由于没有合法身份，他只能在阿姆斯特丹的中餐馆打“黑工”。
该男子受到52岁的中餐馆女老板和4名同伙的长期虐待，不但生活在打骂的威胁下，还被迫为好几家中餐馆同时打工，有些餐馆位于阿姆斯特丹，有些则在荷兰东部的阿尔汉姆。检察官办公室的文件显示，他被迫在餐馆的一个肮脏的笼子里住了一年时间，被闭路电视监控，生病了也不能看医生。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北美和欧洲等一些发达国家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这些偷渡人员成了最先的“受害者”，他们在被警方查获后，少则被关押几天，多则被关押一两年，一些人刚偷渡到海外就被抓，日子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全球经济危机引发的失业浪潮，“黑工”在外的日子更加艰难。他们不仅被同行算计，还被当地人视为“抢占”工作机会的“仇人”。
今非昔比：“现在偷渡过来会被人瞧不起”
欧洲各国如今都严查“黑工”，身份问题变得更难解决。以前偶尔会有的“大赦”现在很难再有，而通过打官司来获取身份也是“黑工”难以支付的。
幸运的是，那些最初偷渡来欧洲的中国人，很多已经有了合法身份，并经过奋斗站稳脚跟。他们申请家庭团聚为亲人办理出国。有在意大利生活多年的华人说，现在偷渡过来的，会被人瞧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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